文｜台灣地方創生工作促進會
今年十月十日至十二日，社團法人台灣地方創生工作促進會（以下簡稱地促會）以贊助單位的身分，支持由日本 NPO 法人薩摩リーダーシップフォーラム SELF 主辦的《薩摩會議2026》，並派出特派員安儂前往鹿兒島見學，把三天的對談、走讀與交流，完整錄音與記錄下來。
三天的議程從 Day1 的基調對談、Day2 分散到鹿兒島、宮崎、熊本十五個地區的ローカルセッション，到 Day3 回到城山ホテル鹿児島的十五場探求セッション，內容非常豐富，一篇文章很難說完，所以我們決定拆成四篇系列見學筆記，陸續分享給台灣的地方工作夥伴。
這是系列的第一篇，想從三個面向來跟大家討論：
- 薩摩會議是一個什麼樣的「場」？
- 地促會為什麼參與？
- Day1 開幕與第一場基調對談，帶回了哪些值得與台灣對話的提問。
關於薩摩會議
薩摩會議的核心提問是：「150年後の世界に、私たちは何を遺すのか」，一百五十年後的世界，我們要留下什麼？之所以是一百五十年，是因為大約一百五十年前，明治維新正是從薩摩這塊土地發動，日本從此走上近代化的路；主辦方認為，現在的世界又來到了一個需要轉向的關口，而「SATSUMA」對鹿兒島人來說，也不只是一個地名，更像是一種敢於變革的地方性格。
今年的提問是「Who am I?」（わたくしとは何者か），並刻意保留三個英文詞不翻譯：
- Individuation（個體化）
- Community（社群）
- Land（土地）
三天所有場次也都掛著同一個副題「Transformation」，日文寫作「不可逆な変容」，也就是回不去的改變。大會宣言引用道元禪師的話「自己をならふといふは、自己をわするるなり」，白話來說，認識自己是從放下自己開始，在與他人、與土地的關係裡，「我」才會慢慢長出來。
在會議的設計上，三天走的是「抽象と具体の往還」，也就是抽象與具體之間的來回：
- Day1：全員集中聽跨領域的基調對談，先把習以為常的前提鬆動；
- Day2：拆散到十五個地區，每區約三十五人、在地住一晚，走進一個小而具體的地方；
- Day3：再回到城市，由十五位 host 把現場的體驗拉回更普遍的結構。
薩摩會議的古川理沙形容這像是俄羅斯娃娃，從一個小地方裡，反過來看見大系統的樣子。而支撐這一切的，是參與者自己付費的票券、個人與企業的深度學習方案，以及橫跨北海道到沖繩近三十個協力團隊組成的網絡。（這套經營模式值得專門拆解，我們留到系列第四篇再來總結。）
最內層是每一個人的變容，往外是十五個地區的風土現場，最外層才是一百五十年尺度的社會轉型；三天的議程，就是在這三層之間來回往返。
關於地促會，以及我們為什麼來
地促會於2024年11月經內政部許可成立，是一個以促進台灣地方創生工作為宗旨的民間社團法人，目前由理事長彭仁鴻帶領，成員是來自全台各地、長期蹲點的地方工作者與實踐夥伴。我們關心的事情包括地方產業、老屋與歷史空間活化、青年培力、友善性別，以及跨域策展，希望把散落在各地的經驗串起來，讓彼此不必每次都從零開始。
地促會與薩摩會議的緣分，要從一次接待說起。2026年9月18日，在台灣地域振興聯盟於基隆舉辦一年一度的地方創生盛會與地域振興大賞之後，地促會協力接待了來訪的薩摩會議夥伴，包括野崎恭平（Nozaki Kyohei）、古川理沙（Furukawa Risa）、野崎萌（Nozaki Megumi）、花山潤治（Hanayama Junji）、田村大（Tamura Hiroshi）五位，他們的背景橫跨地方、教育、人才培育與社會創新，後續也由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接棒接待。也就在那次交流中，我們與薩摩會議正式簽署了 MOU，並請宜蘭的康家書法題字「引領未來」，致贈給日本的夥伴。
對我們來說，這份 MOU 的意義不只是未來彼此參加會議、互相拜訪，更重要的是交流之後，能不能一起行動。所以那次接待，雙方談的不是各自「做了什麼」，而是一個地方如何奠基在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上，慢慢長出力量？民間又如何與政府、企業、青年、地方組織攜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讓我們特別有感的，是薩摩會議看待地方的尺度。它以日本南方、以九州整體作為思考的範圍，而不是停在單一縣市。地方的問題本來就很少只停在一個行政區裡，人口、產業、交通、文化、環境與青年移動，都是跨域的；當大家願意把視野從「我的地方」拉到「我們共同生活的區域」，地方創生才有機會從單點的成功，變成一個區域共同面對未來的方法。
交流也從來不是單向的取經。日本夥伴來台時給了我們一個很真誠的回饋：他們看見台灣政府願意投入資源，透過教育系統、青年培力、地方實作與公共政策之間的銜接，讓年輕世代有機會認識地方、參與地方，甚至留下來成為下一代的行動者。這些我們習以為常、甚至還在不斷檢討的制度，在他們眼中其實是台灣很珍貴的經驗。
因此，這次以贊助單位的身分支持薩摩會議、並派特派員前往鹿兒島，可以說是簽署 MOU 之後的一次具體回應。不是每一位夥伴都有機會親自到場，特派員的任務不只是「去看」，而是把現場的提問帶回來，轉譯成台灣的地方工作者也能進一步思考的內容，這系列見學筆記，就是這份任務的成果。
見學紀錄｜Day1 開幕與第一場基調
Day1 的會場在鹿兒島市區的 Li-Ka1920 五樓，上午十點開幕，全體參與者在同一個空間裡，從「150年」與「Who am I?」這兩個大提問開始暖身。
十一點登場的第一場基調，對應三個關鍵字裡的 Individuation，題目是「計算する機械の隣で、人間である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か」，在會計算的機器旁邊，身為人到底意味著什麼？與談人是京都哲学研究所的哲學家出口康夫，以及登山應用程式 YAMAP 的春山慶彥，主持人則是新留小学校設立準備財團的丑田俊輔。
出口康夫：從「I」到「We」
出口康夫提出了兩個轉向：
- 從「I」轉向「We」，不再把獨立、自主的個人當成思考的起點，而是把「我們」當成最小的單位；
- 從「能力」轉向承認「根源的無能」。
他先分辨了兩種「做不到」。不會講中文或英文，是一般的做不到，努力學就能克服；但人還有兩件事是根源上、怎麼樣都逃不掉的：
- 一是沒有人能永遠活著，就算再注重健康、把身體冷凍、把意識數位化，只要遇上文明規模的大停電或滅絕，一樣會結束；
- 二是沒有人能單獨完成任何一件事。
他拿自己當例子：此刻站在台上講話，看起來是很個人的行為，但如果沒有主辦單位布置會場、沒有麥克風、沒有祖先花了上千年累積出來的日文，甚至沒有亞馬遜森林製造的空氣，他根本開不了口。
有哲學家認為，把一層層的社會關係脫掉之後，會剩下一個「裸露的我」；出口康夫則用剝洋蔥來比喻，這也是當天讓許多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就像把洋蔥一層層剝開，最後什麼都不剩，獨立於「我們」之外的「裸露的我」，只是一種幻想。
為什麼這件事在今天特別重要？他用科技史來說明。十八世紀英國的蒸汽機，是人類第一次做出「知道怎麼造，卻說不清楚原理」的技術，熱力學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才真正把它講明白；AI 則是第二次，靠機器學習與大數據做得出來，裡面的黑盒子卻沒人能完全說清楚。過去人類發明的工具，大多是在超越身體的極限，石頭比拳頭硬，新幹線、飛機比人跑得快、飛得高，就算狗跑得比人快，人也不會覺得尊嚴受損；但 AI 超越的，是近代文明最看重的「智能」，這讓人開始覺得自己的存在被連根拔起，他稱之為「人類的失業」。
他也把同樣的問題指向教育，這段話讓現場不少教育者與家長很有感：
近代教育把所有人無一例外地丟進「智力的競爭」裡，讓極少數適應得好的孩子抱著毫無道理的優越感，卻讓絕大多數的孩子背上毫無道理的劣等感。
所以，如果人的價值只建立在「我能做到什麼」，在 AI 時代遲早會被機器比下去，在教室裡也注定只有少數人贏；反過來，承認自己做不到，才會開始真正需要別人，「We」也才有了成立的理由。
那「我們」是怎麼形成的？他舉了一個很多家長都有感的場景：夫妻平常難免計較今天輪到誰做家事，這是一種你多我就少的零和遊戲；可是當托兒所打電話來說孩子發高燒，兩個人會立刻放下計較，一起趕去醫院。共同承擔風險、一起動起來的那一刻，才是一個家真正成為「We」的時候。
從這個角度回頭看社會制度，很多地方就顯得不太合理。例如諾貝爾獎的科學獎項最多只頒給三個人，卻看不見成就背後那張不可或缺的網絡；又例如當犯罪的主因是貧困，社會大眾就不能只當旁觀者，而有責任一起重新設計制度。他也提醒，「我們」的範圍一直在擴大：從奴隸解放、普及到所有人的人權，再到動物權，以及拉丁美洲與紐西蘭賦予河川、山脈法律上的權利；當 AI、甚至埋在地下的水管，都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也應該被放進道德考量。這條「把自然也算進來」的線，正好由下一位講者接了下去。
春山慶彥：人與水的關係
春山慶彥是登山地圖 App「YAMAP」的創辦人。YAMAP（株式会社ヤマップ）2013年在福岡創立，App 下載數在2025年突破五百萬，之後也延伸出戶外用品、媒體、旅遊與保險等服務（YAMAP 官方網站）。和這場對談最相關的，是他們在2024年公開的「流域地圖」：流域指的是雨水匯集成一條河的那一整片地形，邊界跟著水走，而不是跟著縣市的行政區界走，使用者可以在地圖上一層層往下細分，找到孕育一條河的源頭山（資料來源）。
從長年走在山裡的經驗出發，春山慶彥先對近代化提出反省：自然被「外部化」了。不論經濟還是教育體系，自然不是被當成可以無限取用的資源，就是被排除在決策之外；他用 Ego-system（以自我為中心的系統）與 Eco-system（生態系統）來對照，認為社會正是在這樣的偏移裡失去了平衡。而氣候變遷說到底，就是「人與水相處方式的改變」，有些地方的水暴增成災，有些地方則極端乾旱，要重新面對的不只是減碳的數字，而是人與自然、與水、與生命之間的關係。
順著這個思路，他主張思考地方與社會轉型時，應該打破行政區的劃分，改以「流域」作為最小的生活與生態單位。從地球、日本列島、九州、鹿兒島，一路到我們自己的身體，其實都是流域循環裡的一層，正好呼應了大會的俄羅斯娃娃結構。他引用作家志賀直哉的一段文字，從志賀高原的一滴水談到尼羅河，提醒人也像是長河裡的一滴水，個體短暫，但整個生命網絡持續在循環。他也提到，令和時代的象徵是森林，人應該帶著「流域」的意識去修復森林，從山林延伸到城鎮，再到海洋。
為了避免只看單一指標，他介紹了「大地の再生」提倡者矢野智德的環境分析框架，主張思考一個流域時，要同時把四類環境放在一起看：
- 大地環境：地質、土壤、地形
- 生物環境：動植物，以及包含人類活動在內的生活層
- 氣象環境：水、空氣
- 宇宙環境：太陽的能量、月球的引力
春山慶彥對這次大會其實也有一個具體的影響。籌備期間，他特別向主辦團隊推薦，今年適逢水俣病正式確認七十週年，Day2 的十五個地區一定要有「水俣」。他認為，水俣是人類早在大約七十年前，就直接面對環境與生命代價的地方，是理解人與自然、科技與傷害之間關係最深刻的現場；Day2 的十五區裡，也確實有一場以「経験」為題的水俣場。
丑田俊輔：新留小學校與「里山尺度」
主持人丑田俊輔本身也是實踐者。他是新留小学校設立準備財団的共同代表，正和鹿兒島在地的夥伴、姶良市公所一起，把姶良市蒲生町新留地區一所 2007 年廢校的小學，重新變回一所學校，預計明年春天開校。學校已經推出願景影片與官方網站，把未來的樣子先畫給大家看。
他想做的，是把學習拉回人的雙腳走得到、雙手摸得到、感官感受得到的「里山尺度」。學習的場域不只是四面牆的教室，而是延伸到學校周邊的里山、溪流，一路到海岸，等於把整個流域都當成校園，讓孩子透過動手做、身體的感知，以及和在地居民的對話，在具體的山、田、水與鄰居之間，慢慢長出「我是誰」的答案，這也正好呼應了大會的提問，以及春山慶彥說的流域。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定位。新留小學校強調會在日本「学習指導要領」的法定架構內辦學，目標不只是活化一所廢校，而是做出一個能複製到日本其他偏鄉的公教育轉型範本。經費則走公私協力的多元籌資：
- 一方面透過官網開放一般民眾成為支持者、小額捐款；
- 另一方面結合地方政府，引進「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稅」（企業版故鄉納稅）與企業捐款，支撑學校的建置與營運。
對談的交鋒：概念與身體
三位講者並沒有尖銳的對立，但對談中有幾次很精采的來回，大致可以說是「概念」與「身體感受」之間的拉扯。
春山慶彥非常認同出口康夫的「We」，卻也立刻丟出一個很務實的提問：概念上大家都懂，但現代人根本缺乏「感受到自己是 We」的場域與身體經驗；如果沒有那種「土地或自然受傷時，自己的身體也會痛」的實感，要怎麼真正轉向「We」？他認為，祭典、神事與祈禱這類跨越時間、連結自然的儀式，或許正是讓人重新長出這種身體感的方法。
接著春山慶彥把話題拉回這場對談的題目「計算的機器」。他認為 AI 不只是工具，也可以成為自然的「譯者」，分析鯨魚、鳥類，甚至溪流與石頭發出的訊號，把自然的聲音轉譯給人聽；再往前一步，就像企業取得了法人格，或許也能賦予河川、山脈與海洋某種「人格」。他反問：如果自然透過 AI 警告人類，再破壞下去就會滅絕，人類願意接受生活上的不便嗎？出口康夫的回應則是一個提醒：不能把「We」神聖化，歷史上充滿了「壞的 We」，只顧人類利益的人類中心主義就是其中之一；轉向「We」的關鍵，不是讓人類繼續當主宰，而是人類不再佔據世界的中心。
主持的丑田俊輔則把兩人的討論拉回日常。他說，人類最早、也最根本的「We」，就是一起吃飯與一起養育下一代：當人張口吃飯，身體就透過食物和外面的土地連在一起，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We」；而新留小學校，正是要打造一個讓孩子在里山尺度裡，透過觸摸水、土與鄰居，重新學會依賴的地方。（對談中丑田俊輔還半開玩笑地把不斷強調「We」的出口康夫叫作「Weおじさん」，「We 大叔」也成了接下來幾天大家彼此開玩笑的梗。）
小結：一場關於「關係」的接力
三位講者的觀點彼此接力：
- 出口康夫說人沒有一件事能單獨完成，
- 春山慶彥說人離不開水與流域，
- 丑田俊輔則提出一個讓孩子重新學會依賴的地方。
從「我做不到」，到「我們離不開彼此」，再到「要在哪裡學會這件事」，Individuation 這個看似在談個人的關鍵字，最後談的反而是「關係」：個體化不是走向孤立與萬能，而是清楚看見自己的界線，再把自己放回土地、水流與共同體的關係網絡裡。
台灣經驗的對話｜從「我」到「我們」
聽到出口康夫談「I」到「We」，台灣的地方工作者應該都不陌生。從1994年社區總體營造開始，「從我到我們」幾乎是每一場社造培力課程都會講到的話，意思是讓居民從只關心自己家門口，慢慢走到願意為整個社區做點事。三十年下來，這句話已經長成台灣地方工作的共同語言。
但仔細比對，會發現兩者的起點其實不太一樣。台灣社造談的「從我到我們」，比較像是一個動員的過程：先有一群有熱情、有能力的人站出來，再把更多人找進來，凝聚出共識。出口康夫的「We」，起點卻是「先承認自己做不到」，不是因為我很有能力所以帶大家一起做，而是因為我做不到，所以需要你。
這個順序的差別，放回台灣的現場來看，其實很有意思。這些年地方團隊常常被期待「什麼都要會」，企劃、設計、行銷、帶活動、寫計畫、核銷，一個團隊、甚至一個人一手包辦，做得好的被稱讚很全能，做不動的則在幾年後默默離開。返鄉青年的倦怠與流失，某種程度上就是把「我能做到」當成了地方工作的入場券，這和出口康夫批評的「智力競爭」其實是同一個結構：只有少數人撐得下去，多數人帶著挫折離開。
如果換一個方式想：把「做不到」當成正常狀態，那地方工作者之間最需要的，就不是更多的能力培訓，而是把彼此的「做不到」接起來的關係。這也是地促會想扮演的角色，一個團隊不擅長的事，或許正是另一個地方的夥伴最熟悉的事；串起全台的地方工作者，不是要讓每一個團隊都變成全能，而是讓大家不必一個人扛。
春山慶彥談的「流域」，也和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區域尺度彼此呼應：地方的問題跟著水走、跟著人走，不會乖乖停在行政區界上。而他追問的「We 的身體感」，台灣其實並不缺，從繞境、廟會到一起吃一頓辦桌，許多地方原本就有讓人感受到「我們」的場合；地方工作者要做的，或許不是重新發明，而是把這些場合重新接回日常。
再拉長時間來看，薩摩會議用「一百五十年」來提問，也提醒了我們另一件事：台灣的地方計畫多半按年度在走，關係常常隨著計畫結案而中斷，而「We」需要的，恰恰是比一年更長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