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東川町的六大支柱與「適疎」哲學｜2026微笑台灣永續城鄉論壇見學筆記
文｜張敬業
8月12日，前往松山文創園區一號倉庫，參加《微笑台灣》二十五週年的永續城鄉論壇「地方韌性耐力賽」。這次論壇把地方韌性拆成三個關鍵——面對未知衝擊的「自癒力」、面對法規限制的「調適力」、以及公部門辨識地方特質的「洞察力」，而議程裡我最期待的一段，是北海道東川町的現身說法，由現任町長菊地伸先生親自來台分享，並由在宜蘭創辦「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大哥擔任翻譯。
說實話，坐下來之前我心裡想的其實是人口。這幾年台灣的鄉鎮只要開會，最後幾乎都會走到同一張投影片：出生數、遷出數、老化指數，然後大家一起沉默三秒鐘。所以當町長開始分享，我等著看一個偏鄉小町怎麼對抗人口減少。
結果整場聽下來，我發現東川町回答的，從頭到尾都不是人口那一題。
以下想從幾個面向來跟大家分享這場講座的內容：東川町的基本盤與六大支柱、2003年那個關鍵決定、他們發展出來的幾套機制，以及現場問答裡我覺得最有意思的部分。（文中若干數據為當天現場分享，我另外查得到日方公開資料的部分會註明年份，查不到的則保留為町長口述。）
關於東川町
東川町位在北海道的正中央，境內有大雪山國立公園的一部分，也擁有北海道最高峰「旭岳」。從町的中心到旭川市中心約 13 公里，到旭川機場約 7 公里——這是一個地理上很偏，但交通上一點都不偏的地方。旁邊的旭川市有 32 萬人口，開車過去大約半小時，這也是為何對於國際旅人來說是友善的地方（後面會再提到）。
現在的東川町大約 8,700 人。而讓全日本注意到它的原因是：在其他偏鄉人口大幅流失的這三十年間，東川町的人口是緩步增加的，每年增加數十人。15 歲以下的孩童比例維持穩定沒有減少，20 到 40 歲的家庭因為喜歡這裡而移住進來，成為支撐地方的骨幹。町長分享時提到，他們預估人口會在 2035 年前後達到 9,000 人的高點，之後才會極為緩慢地下降。
町長也提到，東川町的人口集中在中心地區，外圍還分布著三個學生人數較少的小學校區，這二十多年來町政府刻意把資源放在這三個相對稀疏的地方，維持它們的生活基礎設施，結果這三個地區的人口幾乎沒有減少，甚至有的還成長了。（這一段我回來後沒有查到對應的公開統計，就先照現場的說法記錄下來。）
但真正讓我在筆記本上畫了三條線的，是接下來那句話——他們說，人口大概到一萬人就好，不要再多了。
東川町的六大支柱
町長在分享的一開始，就先把東川町的核心盤點了一遍。我的手寫筆記上記著六項：
⇢ 寫真之町 ⇢ 沒有上水道 ⇢ 大雪山的雪水 ⇢ 好吃的稻米 ⇢ 木工家具生產 ⇢ 適度鬆散的地方（適疎）
這六項乍看有點跳，但聽完會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個系統的六個切面。
寫真之町是 1985 年的宣言，到今年剛好四十一年。有意思的是，町方自己對這個名號的解釋，並不是「相機的町」或「攝影器材的町」，而是不論從哪個角度切下去，都是一張好看的照片的町——重點在自然、人與文化的相遇。這個定義比我原本以為的硬多了，因為它等於是把整個町的樣貌都納入了管理範圍。從這裡長出來的，是已經辦了三十三屆的「寫真甲子園」，全國高中攝影社團的競賽；以及同樣行之有年、吸引十多個國家青年前來交流的國際高中生攝影交流大賽。
沒有上水道這件事，第一次聽會以為是缺點。所謂「上水道」，指的是從水源、淨水場到管線的整套供水系統，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自來水；台灣各地在日本時代留下的那些「水道」設施，正是現在自來水系統的前身。而東川町是全日本極為罕見、連這套系統都沒有建設的町，全町居民的生活用水，直接來自腳底下大雪山旭岳融雪滲入地下後湧出的伏流水。也就是說，這裡沒有一戶人家在喝「水道水」。
大雪山的雪水與好吃的稻米其實是同一條線的上下游。純淨的地下水灌溉出全日本知名的東川米，也養出了清酒、豆腐、咖啡這些「沒有好水就做不出來」的產業。而水的源頭，就是那片被拍了四十年的風景。
所以 2002 年制定的《守護培育美麗東川風景條例》，就變得完全可以理解了。這條例表面上保護的是風景，實際上保護的是整條產業鏈的上游原料。同一件事，在台灣往往被歸類為「限制」與「成本」，在東川町是供應鏈管理。（我們太習慣把保存跟發展放在天平的兩端，然後每一次都在秤重。）
木工家具生產則是另一根柱子。東川町是日本三大木工家具產地之一，町長提到，一般說到的「旭川家具」，有相當比例其實是在東川町生產的。而這根柱子怎麼跟生活接起來，後面我會單獨談。
至於第六項的適疎，是理解整個東川町的鑰匙。
「適疎」是什麼？
町長在現場把它講成「適度鬆散」——不過密，也不過疏，剛剛好留有一點疏、一點餘裕。他們認為「疏」不見得是壞事，那份空間上的留白與心理上的富餘，正是高密度都市給不了的舒適，也是讓人願意安頓下來的理由。
回家之後我查了一下這個詞的來歷，發現它其實不是東川町發明的。「適疎」（てきそ）這個詞在 1969 年米山俊直的《過疎社会》裡就已經出現，是日本開始討論過疏與過密的年代就有的用語。東川町大約從 2007 年起，把它撿起來當作「町づくり」（造町，接近台灣講的社區營造，但範圍更大，包含產業、教育、公共建設等整個町的經營）的理想樣貌，並且給了自己的定義：生活裡要同時擁有仲間、時間、空間這三個「間」。
也就是說，這個詞是前任的松岡市郎町長長年提倡、由現任町長接手繼續推下去的。一個理念能夠跨過首長任期還活著，那就不是理念了，那是制度。 這件事本身，其實比詞義更值得台灣參考。
2003年，他們決定不要變成別人
理解了適疎，就會理解他們為什麼敢說「不要更多」。而這個「敢」，是有一次具體的歷史抉擇撐著的。
2000 年 9 月，北海道公布了全道九十三種市町村合併方案，東川町被列出兩種可能：與旭川市、東神樂町三市町合併，或者與東神樂町、美瑛町三町合併。到了 2002 年前後，坊間開始傳出人口不足一萬的町村將被實質強制合併、業務與權限會被上級收走，町內反對合併的聲音也跟著升高。
最後東川町沒有合併。但他們也沒有把自己關起來——2003 年，東川町與美瑛町、東神樂町共同成立了「大雪地區廣域聯合」，把醫療、福祉等事務改用廣域方式合辦。
他們拒絕的是「被合併成別人」，不是「跟別人合作」。行政主體留著，事務效率另外想辦法。
台灣談區域治理，選項常常只有「合併」跟「各做各的」兩種，中間那一格幾乎是空的。而東川町在二十三年前就把那一格填起來了。
機制拆解
聽完盤點之後，接下來才是我最想知道的部分：這些價值，他們是用什麼機制長期養著的？
一、故鄉股東制度（ひがしかわ株主制度）
2008 年日本開始推動故鄉納稅時，東川町沒有跟著做「一包稅收收進來再分配」的做法，而是把它重新設計成股東制度。
當時承辦的人是這樣想的：故鄉納稅本來就是讓喜歡這個町的人來支持它，那麼捐款其實就等於投資這個町的未來。所以東川町把町內的公共建設與社會事業攤開來，讓納稅人自己挑要投資哪一項，資金精準注入他關心的領域。捐款人會拿到「股東證」，住在町外的人還會被認定為「東川町特別町民」。
更關鍵的是，他們設定投資事業時有一條原則：這個事業必須讓投資的人自己也產生連結。 例如寫真甲子園拍成電影全國上映時，股東們收到的是電影的上映券。
這一點跟台灣常見的認養、捐助最大的差別在於，它不是單向的給予，而是給了對方一個持續回來的理由。
（順帶一提，當天替町長翻譯的青松大哥，2004 年在宜蘭創辦的正是「穀東俱樂部」。一邊是穀東，一邊是株主，兩邊都用了股東的比喻，也都繞著米在轉，處理的其實是同一個題目：怎麼讓不住在這裡的人，跟這塊土地產生持份關係。所以那天的翻譯精準得不像翻譯，比較像同行對話。）
二、東川卡：在地的經濟身分證
町長在現場把這張卡定位成「在地的經濟身分證」。它的正式名稱是「ひがしかわユニバーサルカード」，簡稱 HUC（Higashikawa Universal Card），町民都叫它「フック」，2017 年 11 月開始發行。
它的運作邏輯很單純：町民與在地商家形成共識，把日常消費盡可能留在町內，讓經濟利益留在這塊土地上。町內有一百家以上的店舖可以使用，加上行政設施合計約一百五十處，同時具備電子錢包功能，實體卡與手機 App 都能用。目前町民有八成以上在使用，加上周邊地區的居民，使用者超過一萬二千人。
更關鍵的是，這張卡不只發給住在町內的人。喜歡東川町卻不住在這裡的外地「粉絲」也拿得到——前面提到的股東們，收到的就是「股東證 HUC 卡」，故鄉納稅的回禮之一，正是可以在町內消費的 HUC 點數。而在日本語學校就讀的留學生，每月的生活支援也是透過這張卡發放的。甚至連北海道瓦斯的會員點數，都可以兌換成 HUC 點數，這是日本第一個企業點數與自治體點數連通的案例。
町長分享，發行將近十年，去年一年的消費額已經接近十五億日圓。（這個數字是現場口述，我回來後沒有找到對應的公開資料，就照原樣記錄，各位參考時斟酌。）
所以這張卡實際上有三種身分同時疊在一起：町民的日常支付工具、關係人口的連結點、以及公共給付的發放管道。 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運營母體並不是町公所，而是東川町商工會，町方的角色是派兩位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成員進駐商工會協助。
當然它也不是沒有爭議。2024 年北海道新聞就報導過，卡片發行的成本一張約兩百日圓，2023 年度町方為此負擔了一千一百多萬日圓，並且提出「有必要發給每一位故鄉納稅的捐款人嗎」的質疑。這類討論在町議會與町民之間都真實存在。我覺得這反而是健康的——一個機制會被拿出來算帳，代表它已經是公共財，而不只是一個亮點專案。
三、日本語學校：先把町民訓練成有能力接待的人
2015 年 10 月，東川町立東川日本語學校開校，是日本第一所公立的日本語學校，校舍由一間廢校的小學改建而成。它的前身是 2009 年開始的短期日語與日本文化研修事業，而那件事的起點，只是一位韓國學生講了一句「日本有很多人想學日文喔」。
從 2009 年到現在，以觀光簽證來的短期研修生累計約 3,500 人、以留學簽證來的畢業生約 500 人，加起來超過 4,000 人從這座小町「畢業」。町方在台灣、泰國、中國、韓國、越南都設有海外事務所，負責招生與送出，町內另設「多文化共生室」，處理町民交流、外國住民相談與留學生就業支援。
但真正讓我停下筆的，是另一件事：學校開辦的前一年，2014 年，町裡先設了日語教師養成課程，而且對町民開出「住在東川町的人，受講料只要三萬日圓」的條件。
他們不是把外國人請進來，是先花錢把町民訓練成有能力接待的人。
我們談國際化、談多元文化、談友善移工，多半停在「怎麼服務外國人」這一層，很少想到要先投資在地人的能力。東川町的順序是反過來的，而這個順序，我認為就是他們敢開放的實力來源。
四、君の椅子：把產業放進每一個人的身體裡
前面提到木工是東川町的柱子之一。那麼一根產業的柱子，要怎麼跟町民的生活長在一起？
東川町的答案是椅子。每一位在東川町出生的孩子，都會收到一張由町內工房與職人親手製作的椅子，上面刻著自己的名字與出生年——這是「君の椅子」。而中小學教室裡的所有課桌椅，也都是町內的木工廠專門訂製的，孩子從小學到中學，每天都坐在家鄉的木頭、家鄉職人做的椅子上讀書。
町長說，這種經驗對孩子來說就像空氣一樣自然。而正因為自然，認同感才會長得深。
五、企業夥伴、協力隊與獎學金
除了上述機制，東川町也與日本各大都市的中小型與大型企業建立了「夥伴企業」的合作關係，導入民間的資金、創意與技術，數量以數十家計；町內也有數十位地域振興協力隊的成員在各處活躍；2021 年起更與一家經營成功的企業合作，運用企業納稅的資金，提供在地優秀學子「不需償還的獎學金」。
一個 8,700 人的町，同時掛著這麼多企業夥伴與協力隊——這個密度如果換算成鹿港的規模，大概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程度。
六、搬過來的酒藏：一個我當場聽不懂的段落
町長講到町內有一座清酒酒藏時，我在台下其實愣了一下。
因為我自己的團隊正好與「台雲酒造」合作推出「照起工清酒」，而台雲的經驗我很清楚：日本的清酒製造免許，長年以來原則上是不再新發的。為了避免供給過剩、保護既有的酒藏，想從零開始開一家酒造，這條路基本上是封死的。那東川町這座酒藏，執照是從哪裡來的？是借牌嗎？還是有什麼我不知道的特例？
回來之後我查了資料，答案是兩者都不是——那家酒藏是整間搬過去的。
東川町的處境是有好水、有好米，卻沒有酒，也沒有釀酒的技術。所以 2019 年町方公開招募，打算採「公設民營」的方式：設備由町方出資興建，釀造與經營全部委託給民間酒藏。舉手的是岐阜縣中津川市、1877 年（明治 10 年）創業的三千櫻酒造，他們當時正好在找出路——舊藏老朽化，加上暖化導致氣溫上升，酒米的溫度管理越來越困難，幾年前就已經在考慮往涼爽的北海道移轉。
2020 年 1 月入札（也就是招標投標）的結果由三千櫻獲選。町方興建的酒藏建設費約三億五千萬日圓，三千櫻自己負擔其中五千萬——差不多等於他們把岐阜舊藏整修一次的預算，卻換到一座全新的酒藏。社長山田耕司夫婦、杜氏安藤宏幸夫婦，加上另一組藏人夫婦，共六人舉家移住東川町。2020 年 11 月 7 日，「東川町公設酒藏・三千櫻酒造」正式開始運作。而町內的 JA（農協）有志成員，也專門為三千櫻種起了「彗星」與「きたしずく」兩種酒米。
所以執照根本沒有新發，是隨著這家一百四十三年的酒造一起搬過來的。
順帶補充，日本後來確實開了一道小門：2020 年度稅制改正新設了「輸出用清酒製造免許」，2021 年 4 月起可以申請，特點是不適用清酒年產六十公秉的最低製造數量門檻，讓少量高單價的新製造場得以成立，代價是釀出來的酒原則上不能在日本國內販售。台雲酒造的陳韋仁先生正是在 2021 年 11 月取得這張執照，成為西日本地區的第一例，在島根縣出雲市創立了台雲酒造。
把這兩條路放在一起看，我覺得東川町那一步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他們要的從來不是一座酒廠，而是一群會釀酒的人。 蓋房子、備設備都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把六個人連同一百四十三年的技術，一起請進町裡住下來。
這跟前面日本語學校「先把町民訓練成有能力接待的人」是同一種思路——先確保人在，機能才會在。
現場問答：最精彩的部分
這場分享真正讓我坐直身體的，其實是後段的問答。台灣的與談者與觀眾提的問題都很實際，而町長的回答，幾乎每一題都跟我原本預期的不一樣。
官民合作，是政府招商還是民間提案？
有人問：東川町這麼多官民合作的案子，究竟是公所主動招商，還是民間主動提案？有沒有什麼特定條件？
町長的回答是，東川町最大的專長，就是沒有被任何固定模式綁住。他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官民合作就像談戀愛，誰先主動都可以。
他舉了町內一個咖啡店與烘焙坊的例子：最初只是因為町民和遊客常在那一帶泡咖啡、閒晃，大家覺得「如果能有一個專屬的場地應該會很棒」，公所捕捉到這個線索之後，就主動去找民間談合作。町長說，這種「臨機應變」的能力，是東川町公所最大的強項。
聽到這裡我想到的是，台灣的地方政府其實不缺想做事的承辦人，缺的是允許臨機應變的空間。我們的公部門要主動接住一個還沒成形的線索，往往得先問這件事屬於哪個科室、有沒有對應的預算科目、能不能寫進哪一期的計畫書——等這些都問完，那個線索通常已經涼了。
台灣有採購法，你們怎麼辦？
現場有台灣的與談者直接提出，台灣的行政機關受限於政府採購法、預算財源與目的限制，官民協作經常窒礙難行。這也正好呼應了這次論壇設定的第二個韌性關鍵——「調適力」。
町長的回答很坦白：日本的公務體系同樣有高度的採購與財政限制，這一點台日並沒有太大差別。真正的差別在於面對的順序。他把東川町公所的做法拆成三步：
⇢ 第一步，先確認價值。 不用「這是政府的事／這是民間的事」這種二分法先把自己框起來，而是大家一起先確認：這件事情對這個町好不好？是不是町民無可迴避、非解決不可的需求？ ⇢ 第二步，才處理錢與法。 一旦確定值得做，大家就坐下來研究錢從哪裡來、法律怎麼破解、有哪些彈性操作與解釋的空間，包括怎麼活用中央的補助款項目。 ⇢ 第三步，行政要有速度感。 主動去配合民間事業者的計畫節奏，而不是固守死板的程序。
我認為這三步裡最關鍵的是順序。台灣行政現場的預設順序是先看法規允不允許，再談這件事該不該做——價值判斷被程序判斷吃掉了。而順序這件事，其實不需要修法。
當然也要誠實說，日本町長手上的籌碼跟台灣的鄉鎮首長不一樣：故鄉納稅可以指定用途、財政自主性較高、任期結構也不同。所以我們能移植的不是做法，是那個順序。
面對高齡化，你們有什麼福利政策？
這一題的回答最反直覺。當有人問到東川町有哪些實質有效的高齡福利政策時，町長說：最好的高齡對策，是吸引年輕人搬進來。
他的邏輯是，一味增加高齡福利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東川町的核心做法，是創造一個極度適合生育、養育孩子的環境，讓年輕人願意移住進來生兒育女。當人口結構的平均年齡下降，長輩的生活自然不會出太大問題，因為他們身邊隨時有具備行動能力與健康活力的年輕鄰居和孩子圍繞著——這才是最自然的互助社區。
在這個前提之下，他們才做那些具體的福利：65 歲以上的町民在町內搭乘公共運輸一律免費；長輩只要打電話或用手機預約，就能享有隨叫隨到的接送服務，在一定範圍內自由移動；町內的生活基礎設施與活動場所刻意設計成「跨年齡、多世代共同利用」，讓長輩與年輕人自然而然地互動。
這一段我聽得特別有感。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日常」的支出——沒有開幕、沒有成果展、沒有可以拿去核銷的活動照片，而且年年都要花。 在台灣，這種錢最難編，因為它做不出成效指標。
未來的東川町：人口未必增加，但要越來越有魅力
分享的最後，町長談到接下來要做的事。
町內引進了香港移住者建立的自然葡萄酒莊；今年還有一座由企業夥伴出資建造的精釀啤酒廠即將完工。他們也與 J 聯盟的職業足球隊合作，運用企業納稅的資金建設了天然草皮球場與室內訓練室，作為球隊的訓練基地——町長特別強調，這件事對町裡的孩子而言，是打開眼界、看見夢想的機會。而目前正在進行的，是舊火車站的活化，預計五年後落成「木工文化設計中心」。
財政上，町長也提到東川町的基金存款這幾年成長了將近三倍，雖然為了建設適度增加了借款，但扣除存款與中央的地方交付稅之後，每位町民實質承擔的財政負擔反而是下降的。（這部分的數字同樣是現場分享，我沒有查到對應的公開財報，就先不引用具體金額。）
聽完這一段，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這場講座對我最重要的一句話：
人口未必會再增加，但要讓東川町越來越有魅力。
這些即將落成的設施，沒有一項是為了衝人口。它們全部是過去四十年累積下來的「利息」——因為有寫真之町，才有國際交流的基礎；因為有乾淨的地下水，才有酒廠；因為有木工產業，才有設計中心。每一個新的東西，都長在一個舊的東西上面。
而這正是「適疎」的另一面：不追求量的增加，追求質的累積。
東川町的行政哲學
整場聽下來，我試著把町長反覆提到的態度歸納成三點：
一、不抱怨，專注發揮手上的牌。
與其抱怨資源不足、人口流失、地方沒特色，不如徹底盤點手上現有的東西——乾淨的地下水、美麗的旭岳、職人的工藝——然後把它們發揮到極致。
二、失敗是公務員的財產。
在町長的支持下，東川町的公務員形成了「不斷挑戰、嘗試錯誤、面對未來」的組織文化。町長講了一句我很喜歡的話：我們沒有失敗的經驗，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放棄挑戰。
三、每一件地方的事，都是自己的事。
打破「這歸公所管、那歸民間管」的界線，不論是移住者還是土生土長的町民，都要有「自治與自律」的共識，把地方的發展當成自己的事。
町長也分享，東川町近年在日本全國市町村的「幸福度與生活滿意度」調查中，連續數年名列全國前茅。
那我們呢？台灣小鎮的四道題
回到台灣。聽完這場分享之後，我整理出四個問題。這些不是東川町給的答案，而是東川町逼我去看見、我們一直沒有問出口的題目。
第一題：我們要變大，還是要繼續是自己？
東川町在 2003 年示範了第三條路——主體不讓，事務可共。台灣談區域治理，選項通常只有「合併」與「各做各的」兩種。但鹿港與福興、秀水、線西這些鄰近鄉鎮，其實有大量可以共辦的事務：交通接駁、觀光導流、青年住宅、甚至是文化資產的專業人力。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各自編一筆預算、各自發一次包。
第二題：公家要買的東西，可不可以從我們自己人手上買？
鹿港有很強的木工，也有不少家具工廠。但我不知道鹿港的中小學課桌椅是不是在地做的——寫這篇的時候我才發現，我竟然從來沒有想過要知道這件事。
我們常把問題歸給採購法的最低標。但最低標真正的問題不在省錢，而在於它預設所有的椅子都是同一種椅子。一張刻著自己名字、由家鄉職人做的椅子，跟一張標來的椅子，在會計科目上等值，在孩子身上不等值。
要做到東川町那樣，需要的是一整套機制：吃在地、用在地，在公共採購裡支持有永續價值的在地生產。 而這件事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制度設計，另一個是價值理解。我認為順序是價值理解在前——因為承辦人要願意去承擔改變的風險，他得先相信這裡面真的有差別。
第三題：鎮上的空間，鎮民真的進得去嗎？
東川町的公共設施很多是「多目的」的。日文裡有一個詞叫「居場所」，很難翻——它講的不是場所，而是「有你的位置」：你可以待在那裡，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消費。
回頭看鹿港，我們其實不缺空間。但大部分場館因為缺乏完整的借用與租用機制，使用率其實不高；即使是開放程度最高的公會堂，除了固定安排的展覽之外，一般鎮民想以團體名義使用空間，仍然不太容易參與。沒有機制的開放，等於沒有開放。
第四題：我們有沒有東西，值得外面的人長期持份？
東川卡與株主制度這類機制，在台灣不是不能做，前提是大家要能認同它換算成新台幣之後仍然值得。東川町能做起來，是因為背後有一個全日本搶翻天的東川米當擔保品。
這一題最難，也最誠實。它問的其實是：我們手上，有沒有一樣東西好到讓不住在這裡的人願意長期持份？
這四件事，沒有一件需要修法。它們卡住的地方都一樣——有沒有人願意先「照起工」（Chiàu-khí-kang），把那些不會有掌聲的準備工作做完。
町民性不是天生的
分享結束的時候，我心裡浮出的形容是「這個町的町民不怕挑戰」。這是我自己的註解，也是我聽完之後最強烈的印象。
但轉念一想，如果把它講成「町民性」或「縣民性」，反而把台灣的路堵死了——如果那是天生的民族性，我們就學不來。
所以我更願意這樣看：回頭排一次時間軸，1985 年宣告寫真之町、2002 年制定風景條例、2003 年決定不合併、2008 年把納稅改成股東制度、2015 年開辦日本語學校。每一次都是全町要一起吞下去的選擇，而且每一次都吞了下去。
所謂的「不怕挑戰」，是這五次的結果，不是原因。而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意味著這種性格是可以養的——只要開始給居民真正的選擇題。
後記
最早認識東川町，是因為《東川Style》這本書；後來是謝子涵在《抓住風一樣的人：政藝少女的日本地方創生官僚見習》裡的整理，她本人就是東川町的「特別町民」；一直到今年八月，才終於見到東川町的人站在台北的台上。十年之間，同一個地方在我眼前，從文字長成了活的。
而就在上個月，國發會的長官也才率團前往東川町見學。台日之間這條線，正在發生。
當天在會場也遇到許多地方的好朋友，中午則在綠色餐飲市集裡，吃到來自員林「幸福販賣所」的羊肉口味冰淇淋。
第一口下去，我很清楚自己在吃的是冰淇淋，但那個羊肉的味道又如此獨特，先是疑惑「這到底是什麼」，再吃幾口，忽然就「原來如此」了，然後默默把整支吃完，還開始期待下次會是什麼口味。
我覺得地方就是這樣。大部分的人都有都市的生活經驗，至少也都有到城市求學或工作的經歷，但對於地方的認識其實很少。所以第一次接觸總是先疑惑、先猶豫，可是願意嘗試、願意去理解之後，那個「原來如此」就會自己浮出來——而且會一直吃下去。
也許下一次，是在旭岳腳下再見。
台日友好，台日共好。
